这是个很短的故事，因为我和她早就失去了联系，不知她如今在哪儿。以我们对她的了解，她对世界和命运的洞察，她完全可以避开一切凶险，轻而易举过上平凡的日子。我们一大堆人整天厮混时，她的口头禅便是“别惹事，别乱碰”。那时我们都很年轻，不满20岁，在重庆一家夜总会上班。我是几个吧员之一，她是几十个服务生之一，我和她没有暧昧，一点儿都没有，她不可能跟我们任何人有暧昧，她太胖了，胖到大家都把她当好友，去哪儿都带着她。我们给她取了个外号，“坦克”，她笑嘻嘻地接受了，也许是她深知命运不可抗，由不得自己。我们当中有个壮硕的吧员，总调笑她，后来他的外号叫“”。这些都是玩笑，但命运这件事，谁说得准呢。
我那时喜欢的女孩是个短头发服务生，无奈她又喜欢我们当中另外一个吧员，没多久他俩就同居了。这家夜总会共有三个吧台，无论绕多远，这女孩都会到我们吧台来取酒。她撕下酒水单，啪的一声拍在吧台上，男孩笑笑，拿着酒水单转身取货，她就站在那儿，看着男孩的背影，默不作声。我看着她，她看着他，他在调酒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，然后“坦克”就来找我了。
服务生每周休息一天，“坦克”在她休息那天坐到了我们的吧台。我给她倒了一杯柠檬水，她警告我不要放糖。一点儿糖没事，我说，胖不了多少。她说，她不是怕胖，是小时候吃糖吃腻了。她说家里的白糖堆满了整个柜子，喝什么水都放糖，最后连做饭炒菜也要加点糖。那些白糖都是别人送的。方圆几十公里死了人，都会找上她爸。她爸是做棺材的，木匠。一般的木匠也能做棺材，但只有他爸最讲究，因为她爷爷是个算命的。她说她从小就有很多规矩。筷子不能插在饭碗里，得横着放。天一黑就不要提到死人的名字。晚上走夜路即使再害怕也不要说话唱歌。有一次她突然生了场大病，只是哭，没日没夜地哭，爷爷让她爸爸去找村里最穷的那一户，那家人有个十岁大的小男孩，从他身上抓了五只虱子，用火烧了，捏成粉洒在糖水里，她喝下的当晚就停止了大哭。我说我不信，为什么是五只虱子，而不是八只。她说爷爷就是那么算的。这时我们已经聊到了午夜，人群正在离场散去，她已经喝了三杯柠檬水。她从吧凳上跳下来，吃力地够起臃肿的身躯，探过吧台，朝我招手。我凑过去，低头看见她一对大胸搁在吧台上。她的嘴巴碰着我的耳朵，轻轻地呼气。她说：“以后你别盯着那个妹子了，她身上有不好的东西。最好别惹她。”
“什么不好的东西？”
“说了你也不懂。”她慢慢退后，像一道阴影离开了吧台，“这家店也有问题，但那妹子问题最大。”
那时我还不明白她看到了什么。她可能早就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，但是没办法跟我明说，也许是天机，谁知道呢。没过多久，“坦克”就辞职了。然后“”也走了。我再次见到她时，已是半年后。如果不是她，我可能早就疯了。
“坦克”和“”离开后，我们这堆人渐渐也散了。凌晨两点下班后，以前大家会聚在一起吃顿火锅，现在各走各的。我和那女孩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我眼见那男孩看上了新来的一个服务员，而那个女孩再也没到我们吧台来取过酒。有一天深夜，我远远看见她穿过舞池，朝我们走来。那天她休息，没穿制服，只套了个白色T恤和红色超短裙。闪光灯下，她像人流中的一条鬼魂，飘到我们吧台对面，找了张空桌坐下。她端一杯红色饮料，嘴里叼一根吸管，翘着二郎腿，直直地盯着吧台。她坐了很久，久到最后我们都受不了了。吧台的男孩求我带她离开这儿，至少今晚别再出现。我脱下制服，换上T恤和牛仔裤，提前下了班。我走到她面前，她抬头瞄着我，那张小脸上一片冷白。我说，走吧。她站起来跟着我穿过舞池，走到大门。这家夜总会位于一栋高楼的顶层，电梯口挤满了人。我们朝楼梯走去，在半夜的寂静中，两人都没说话，只听得见我们脚步的回声。到了街上，我招一辆出租车，打算直接带她回我家。她没有拒绝，一路上也没有说话。下了车，我们爬到二楼，我掏出钥匙打开门，她突然说：“我知道你喜欢我。”然后她叹了长长的一口气。
那天晚上她睡在卧室，我在客厅沙发上看了一夜电视。我不敢睡，也不想睡，怕她突然叫我。有时我轻轻推开卧室房门，她侧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，不知在想什么。我想我对她其实一无所知。她来自重庆某个郊县，母亲早就死了，除了这些，我连她住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我也看不出她身上所谓“不好的东西”是什么。“坦克”劝我离她远点儿，别乱碰。碰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
黎明时我在沙发上睡着了，醒来已经是中午。卧室空了，床上的枕头陷进一个小窝。床头柜上，她遗下了一根橡皮筋。她是短头发，不知这橡皮筋有何用处。我捏着橡皮筋，五根手指撑着它，一张一合，呆了半晌。那天夜里我就听到了坏消息。她走进夜总会的一间空包房，打开窗户跳了下去。她还穿着制服，十层，怎么也摔死了。
不到半年，重庆新开了几家迪吧，这家夜总会的生意走到了头。这不能怪她，虽然那间包房再也没人使用过。我辞职后在家闲了一个月，四处找工作，也不想再上夜班。那是2000年春天了，我整日都无事可做，在家里走来走去，有时感觉很多人在家里晃荡，都是自己的影子。也许因为太无聊，我开始习惯睡午觉。醒来后像换了个人，世界仿佛点亮了灯，一切都变得清晰。但我不记得是哪一天了，我睡下去后怎么也醒不过来。我应该是醒了，因为我能看见眼前的一切。我面朝衣柜，床头柜，床头柜上的台灯，台灯座上的那根橡皮筋。我的视线还能接着往客厅而去，透过卧室虚掩的门，我看见了她。那个跳楼死去的女孩坐在沙发上，背向着我。我心跳加快，想张口叫她。我应该是张大了嘴巴，甚至听见自己在呼喊她的名字，但我无论如何也动不了身。这时她站起来了，转过身来。她还穿着那件白T恤和红裙子，脸色就像那天晚上一样白。她朝卧室走来，仿佛没看见我。她推开卧室门，绕过床尾，走到我的背后。我看不见她了，但是我知道她就在那儿。在窗户旁边。我听见她坐到了床上，然后躺在了我身后。我觉得自己快要哭出来了，浑身冒着冷汗，动弹不得，像一块坚硬的石头，而她就在我背后默默地叹气。
我醒来时世界是亮的，转过身，背后并没有人。看了看表，我才睡了十分钟。我全身是汗，冲了个澡，确定自己是梦魇了。但她太过真实，我去检查沙发是否留下了什么，大门紧锁着，一切都没变。不过几分钟而已。整个下午我都心神不宁，我想起了“坦克”，也许那个女孩身上是有什么不好的东西。不过，也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无论如何，我给“坦克”打了个电话，那时我们已有一年没怎么联系。接电话的不是她，是“”。我来不及吃惊，让他赶紧把电话递给“坦克”。我打算从头讲起，但她显然已知道女孩出事了。我说我中午梦见她了，活生生的。她说，去烧个香吧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告诉她这女孩死前曾在我家过了一夜。我听见电话里传来一口冷气，她停下来仿佛在斟酌什么，然后告诉我稍等，她会再打过来。
接下来我继续在屋里走来走去。我不敢去卧室，关上了门。打开其余房间所有的窗户，我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，最后，我开始挪动客厅的家具，尤其是沙发的位置。我一坐上去就觉得背后有人在看着我。我把沙发移到墙角，所有家具都靠了墙，剩下中间空荡荡的一大块地砖。傍晚，“坦克”终于打来了电话。
“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还在你家？”坦克的声音听起来很恐惧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说，“有根橡皮筋，不过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她的。”
她又陷入沉默，也许在想什么，然后她一字一句告诉我该怎么做。“你先把那根橡皮筋包起来，记得找个布袋。把它放到阳台的角落，千万别扔，千万。然后把阳台的门关好。明天我给你带个东西过来。”
“好。”我仿佛透过卧室的门看到了台灯下的那根橡皮筋，“明天你直接来我家？”
“不去，我不去你家。”她叫到，似乎受了惊吓，“我才不去你家呢。就在楼下吧。”
那天晚上我又一夜没睡。我没找到布袋，只好拿一件T恤包着那根橡皮筋，搁在阳台地上的角落。我关好门，拉上窗帘。我坐在沙发上朝阳台看去，始终觉得窗帘后站着一个人。她就站在阳台上，无助地准备往下跳。我只好又拉开窗帘，阳台空荡无物。我看着对面大楼的灯光一家一家熄灭，街灯有些余光射在玻璃上，我不敢合眼，又很疲倦，那时我好像从玻璃门上看到了那家夜总会，那个吧台，她穿着制服，正笑盈盈地走过来取酒。这时黎明来了，天快亮了。我冲了个澡，打开玻璃门，从角落拿起T恤，走下楼。在楼下的面馆吃了一碗抄手，然后我坐在路边等“坦克”，再也不敢回家。
我等了两个小时她才过来。她瘦了一些，也许是因为“”。我提议找个地方坐坐，她朝我楼上望了一眼，说算了，就在这里吧。她掏出一个烟灰缸，找我要了打火机。她说实在找不到其他工具了。我拆开T恤，递给她那根橡皮筋，她点了火，烧在烟灰缸里，我说我喜欢闻这个味道。她没说话，又掏出一根红绳，让我伸出左手，系在手腕上，绕了三圈才打了个死结。她说：“除非它自己掉，否则你无论如何也别解开。”
我们站在街边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。我说找个地方吃顿午饭吧，她又朝我楼上看了看，说算了。这时我已大概明白，我身上可能也有不好的东西了。别惹事，别乱碰。她能来见我，好像已是冒了很大的风险。我们就此告别。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“坦克”。她和“”都换了电话。而在那时，电话号码就是一个人，号码丢了，就再也找不到对方。
十八年过去了。我现在写下这个故事时，我的左手腕还系着那根红绳。2013年夏天它突然断过一次，我悄悄接回去重新打了个死结。我自认无人知道此事，反正我再也没有梦魇过。但每次睡午觉之前，我都会习惯性地摸一下红绳。我的生活随时都在变化，但变来变去也都还是我一个人。2005年我养了一条狗，2018年大年三十清晨，它死了。它死的时候我不在它身边。大年初二，当我回到北京，打开房门，发现家里到处都是它遗留下的东西。沙发上的狗毛，厕所里的味道，地板上还有它的脚印。第二天中午我躺下睡觉，我没有再摸红绳。我希望看到它，看到那条狗从客厅里爬起来，朝我蹒跚走来。
